上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明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有一股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截至目前，中国新型职业农民人数已突破15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000万人。新型职业农民“新”在哪儿？前景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历史交汇期，他们会产生多大的能量？近日，本报记者走近这一群体，进行了调查采访。

1乡村又有了人气

“干农业有这样一种魔力，每天走在田间地头，看着一株株小苗蓬勃生长，特别有成就感。你看着它们一点点变化，它们也看着你一点点成长。”

三九天的华北平原，屋外一片苍茫萧瑟，正在蔬菜大棚里忙着收菜的石嫣，心情却很明媚。

“这是我们农场刚产的西红柿，没加催熟剂，自然成熟的，能看到沙沙的粉瓤和一颗颗清晰的种子。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咬上一口！”记者见到石嫣时，她刚在西红柿大棚里录完一则抖音视频，为的是给农场做每日菜品的推广。

农业发展经济学博士，从小在城市长大，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前，石嫣几乎没有到过农村。研究生一年级时去农村的一次乡土调研经历，让她此后的人生与土地建立深入的联结。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村子，她创建了一个有300多亩土地的生态农场，自己也当了6年的“全职农民”。

和石嫣一样，江西90后小伙儿常亮上大学时，也还没想过重新当农民。但是大三时，一次暑期送科技下乡的社会实践活动经历，让原本一心想在大城市里寻梦的他改变了人生轨迹，选择回到生养自己的村子里开创事业。回乡两年，通过搞“水稻＋种养”和建立农机服务合作社，常亮不仅两年间从土地里获利30万元，而且教村里老乡使用无人机播撒种子、利用微信客户端和淘宝开设电商小店，小伙子还从父老乡亲那儿收获了啧啧称赞。

“我出生在农村，对农业是有感情的。而且现在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也不像父辈那样苦、那样被动。我们这一代农人懂技术也懂经营。我相信，现代农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业。”尽管刚刚涉农不过两年，但在常亮看来，儿时的自然情感联结和国家近年来对农业的各种利好政策加持，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加入到“新农人”群体。

创立农场的这6年里，石嫣也发现，愿意从事农耕生产、选择农业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2012年刚创业那会儿，村里的老乡看到我还有一丝不信任，农场雇佣的农民挺不解地问我，‘姑娘，城里好好的生活不过，为啥来我们这儿？’但现在我们农场来了新人，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他们心里是欢喜的。有位阿姨还念叨了几次，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回乡来我们农场做事。”

目前，在石嫣的农场里，有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农民”，平均年龄25岁左右，其中只有几位学的是和农业相关的专业，大多所学专业都是物理、计算机、建筑等，和农业并没什么直接关系。

“他们更多的还是和我一样，被干农业这件事所吸引。”石嫣告诉记者，做好现代农业，远不是懂种地或懂营销就行，需要多方面的能力。

在石嫣看来，如她这样自主选择过农耕生活，将“当农民”作为一份职业和事业选择，而不是如传统农民一般被动禁锢在土地上，正是伴随社会发展，发生在中国农业领域里的一种巨大的时代变革。

按照农业农村部对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界定，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都可以称为新型职业农民。

“我相信在各种国家利好政策的加持下，未来会有更多像石嫣、常亮这样的大学生，务工返乡人员、退伍军人、科技研发推广人员以及转型而来的传统农民，会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乡村振兴人力要素的研究。让他欣慰的是，在2018年的几次走访调研中，一些省市的乡村“有了人气”，“年轻人愿意涉农、愿意回乡，对于乡村振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对记者这样表示。

据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其中，45岁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占54.3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占30.34%，较以往均有所提高。

2“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农业不是简单的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农业是文化，它是一个万年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演进。”提起偏居北京顺义农村、创办生态农场6年的心路，石嫣说，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对“三农”内涵的解读，一直给予她力量。

“作为新一代农人，我希望能够重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我们主动选择做农业，也希望通过自身的践行，能改变社会对农民、农业的看法。不仅仅是通过做农民来养活自己，更希望能够在土壤改良、种子培育、肥料施用或是销售方式上，对其他从业者有所帮助。”投入到农业生产一线的6年，石嫣不仅更加感同身受地理解了导师的话，她与新一代农人群体身体力行去重构人与土地的关系，为中国现代农业带进一些新的元素。他们的农民梦，看似素朴，于整个国家却意义深远。

2018年，农业农村部基于中国两万余户务农家庭的固定观察点收集样本调查显示，及早未雨绸缪，培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批、培育储备一批新农人的紧迫性。这份样本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务农一线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3岁左右，其中60岁以上的务农劳动力占到了中国务农主力的四分之一。

“再过10年、15年，这批劳动力干不动了，农二代、农三代如果普遍不愿意务农、不懂务农，我们国家的地谁来种？农村谁来兴？”在李成贵看来，中国城乡要实现真正融合，中国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振兴，正需要如石嫣一般的新农人群体作为生力军，去带动，为中国乡村注入活力和人气。

湖北恩施土家族青年向辉，在外打工14年，2015年回乡创业。

“我是林校毕业的，虽然进城打工，能多挣点钱。但每次回村看到地荒着，留守的老人就种点玉米、红薯等传统农作物，就觉得如果能用上自己所学所长，一来自己能开创事业，二来也能为村里发展点产业，比在城里打工更有价值。”干事，首先要用专业技能武装自己的头脑。回乡创业的第一年，向辉就下了“血本”，自费一万多元在华中农业大学报名参加了一个有关农产品营销学的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你上过聊天群里的微课吗？”采访中，向辉和记者简单介绍了下自己的经历，就把访谈的主题转向如何利用微信客户端更好地为合作社社员开设公益微课。“我打算今年请社里的科技指导员、科技示范户，按自己的擅长都开出视频小课。”

尝到专业知识支持农业生产的甜头，向辉在2016年通过把村里闲置的1081亩土地以租赁的方式，试种葡萄、草莓、火龙果等水果以及种植茶叶，一年后合作社产值就达到1580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17年，自己实现致富的向辉又依托合作社，创办起“田间学校”，开始为合作社里的父老乡亲提供果树培管等专业技术支持。

“原来我们家种的葡萄，一般只能卖到三四元一斤，最好的也只能卖到10元左右。向辉请的老师为我们进行植保、水肥等方面的指导，我们与合作社签订服务协议，按照合作社的标准化种植流程来，通过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每斤葡萄能卖到20多元一斤呢！”加入向辉创办的果蔬合作社一年，社员李老伯已经从规模化、订单式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中尝到了甜头。此外，向辉的合作社还负责解决村里3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比起父辈，向辉身上显现的是新一代农人开放、主动、共享的群像新标签。

“引领中国农业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农业，由第一产业延伸到第二第三产，就需要向辉这样的新农人的带动。提振传统老农的精气神，也提升村子里的精气神，这样中国农业、中国乡村，才会有创新发展，才会有吸引力。”采访中，农业部科教司教育处处长纪绍勤提供这样一组数字：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达到2.78万元，27.7%的新型职业农民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全国1500万“新农人”中的一员，向辉的故事，已非个案。

在北国黑龙江，返乡农民张天有2017年时还是外出务工人员，2018年他的身份标签变成了天一农业合作社的当家人。联合周边19个乡镇的200多个农户，做起当地特色小吃黏豆包的生意，还把果蔬、五谷杂粮等农产品纳入经营体系，通过网络等渠道销售至全国各地，带动了7000多农户脱贫致富，“我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能量！”采访中，张天有的嗓门提得老高，露出东北人的爽直。

“以前很多农民都不爱看书，现在遇到看不懂的书，他们都拿到地里对照着农作物研究。”采访中，张天有还和记者分享了发生在农民身上的新气象。

《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中的几个数字，是新农人群体力量的数字说话。报告显示，68.79%的新型职业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平均每个新型职业农民带动30户农民。

“新农人有意识地去主动联系对接小农户，引领带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已成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的突出亮点。”在李成贵看来，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建设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力军。“从2017年1月29日，农业农村部在《‘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首提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正是出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李成贵解读道。

3帮新农人解除“成长的烦恼”

每天，北京城的千余个家庭吃着由石嫣农场配送的菜，“想想这点就让人很骄傲，我对农场未来发展很有信心！”虽然农场发展势头很好，也不愁招不到一起做事的年轻人，但石嫣和她的农场仍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去年因为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农场走了两个年轻人。其他几个年轻人也对频繁搬家感到无奈了。”年轻人的无奈，石嫣在初创农场时也经历过。

“我觉得要留得住这些‘新农人’，首先要解决稳定的问题。现在回乡的年轻人，都是租用老乡的住房，一年一签合同。住房条件很不稳定。”在石嫣看来，大多新农人到农村是抱着回乡安居乐业的想法，“要想让主动回乡的年轻人能安下心留在乡村生活，他们对于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满足。”石嫣呼吁。

2018年，石嫣还尝试和临近农场的几个年轻人众筹办幼儿园，想帮助农场的3对夫妻解决孩子入托问题，结果老师都从城里请好了，无奈幼儿园的办园资质批不下来。虽然对农场未来发展很有信心，但是石嫣也坦言，每天都在为那片用来做乡土教育的活动区担惊受怕，“那是农场自己搭建的，毕竟是临时建筑，不符合政府的规定。”

对此，李成贵表示，乡村振兴关键看人气，而乡村要吸引人、留住人，关键是破解农村建设用地自己用不了、用不好的困局，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同时也面临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农业劳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普遍重视在法律层面提供制度保障，注重农民职业培训，构建职业农民创业就业扶持体系，改善职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的就是增强农村和农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留住有意愿从事农业的年轻人。”他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人口过度流失，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关系，让农村的产业、环境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乡村振兴，既要留住绿水青山，也要留住人才青年。”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为解决乡村留住人的问题，农业农村部也正在牵头其他相关部委制定一整套合理的制度安排，“要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力的人，在农村有为有位，成就一番事业；还要让那些想为家乡做贡献的各界人士，能够找到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和平台。”